“中共倒行逆施,三年自然灾害饿死3千万人”,这是轮子们认定中共邪灵与罪恶的重要铁证,境外媒体对此方面的报道也是汗牛充栋,即有当事人的血泪控诉也有学者的学术著作,乍看起来,中国确实是人间地狱,中共的确是邪灵附体。但如果冷静的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大的漏洞,当时中国人口总数是6亿,假定真的饿死3千万人,那么平均每20个人中就有一人饿死。那将是:“饿殍遍地,野狗成群,四散逃生的难民,抛妻舍子,家破人亡,中国大地满目凄凉。”这是多么凄惨的景象。笔者父母都经历了那个时代,但在他们的记忆中却并未出现过上述凄惨的情景,在与其同龄的亲属朋友中(远超20人)也未听说过有人饿死,在笔者姥姥(现今77岁)的回忆中,对饥饿最强烈的感觉则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为了防止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北京等大城市因特殊地位等原因而免于饥荒,笔者又向父母老家(河北省)的亲属进行了了解,也未发现当时村里有饿死人的现象。
那么饿死3000万人之说,又从何而来那?翻过历史的尘埃我看到如下一幕:
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将1949一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予以公布(1983年出版的《统计年鉴》)。其中1951一1965年8年的统计数字如下:
年份 年末总数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万人) (%) (‰) (‰)
1957 64,653 34.03 10.80 23.23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1959 67,207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86 25.43 -4.57
1961 65,859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37.01 10.02 26.99
1963 66,172 43.37 10·O4 33·33
1964 70,499 39.14 11.50 27.64
1965 72,538 37.88 9.50 28.38
上述数字公布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的反响。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都报导了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的消息,共同社称之为“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tey J Coale)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对此进行了详细研究,在其著作《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中称,“按官方开列的死亡率计算,1957年的死亡数为590万,1964年为802万,这些年的死亡数量从590万到802万的线性趋势,可算出1958年至1963年(线性)死亡总数为4180万。由官方记录得出的死亡人数为5740万,照此计算,困难年代超量死亡数约为1600万。”书中又说:“1951年和1964年经过对少登记数调整后的死亡数为1040万和940万。按照线性趋势,1958——1963年调整后的死亡总数为5940万。实际死亡总数为8620万,超过线性趋势的死亡数约为2700万”。(注:引文中的线性死亡,即正常死亡,超线性死亡,即非正常死亡。)
1984年7月10日“美国人口及人口学委员会”为科尔上述著作的出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合众社、美联社和西方其他大通讯社在报导中都说到上述超线性死亡数字。尽管科尔计算的仅仅是人口统计学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但不久这个数字就被别有用心的人“移花接木”,说成是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自此,“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共饿死三千万人”出笼了。并以讹传讹,传了近20年。汉语中有一句讽刺性成语: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假的就是这样变成,“真”的了!
那么,科尔的结论是否正确呢?中国学者李成瑞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在其《“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书中对科尔的结论提出质疑。李成瑞指出:(1)按科尔书中给出的户口登记1957年死亡人数590万,死亡率为10.8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630万人;(2)按科尔书中给出的他所估计的1957年死亡人数1040万,死亡率19.00%o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737万人。这样倒推出来的两个1957年人口数比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58260万人(这个数字是科尔所肯定的)还少3500至3600万人;而且把1951年与1958年的65324万相比,一年内猛增1亿多人,是难以设想的。因此,李成瑞认为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两个死亡人数与相关数字间存在着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至少在科尔作出新的解释前是这样的。同时,李成瑞还从对科尔的结论进行了验证:科尔线性(正常)死亡人口,其计算公式,是起点数加终点数,被2除。科尔估算(注意是科尔的估算,不是中国官方公
布的数字)1957年死亡人数是1040万,1964年死亡人口是940万,二者相加是1980万,再除以2,等于990万。如是科尔得出结论,1957-——1964年,中国年平年死亡人数是990万。以此推算,1958——1963年线性死亡人数5940万。这么粗略的推算方法,科学吗?其结论客观、真实吗?因此科尔的研究结果,1959、1960、1961年3年,中国非线性(非正常)死亡2100万人,是不可信的。
统计学是科学,这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无论是统计工作、或是研究工作,都是由人来做的。如果研究工作出现片面性;或者研究者出现主观随意性,那么科学就会变为荒谬!研究人员的数字推论,必须以客观存在的事实来验证;而不是按数字推论的结果去描述历史。现在的问题,是依据科尔的结论撰写中国历史呢?还是以中国的历史事实去检验科尔的结论?我们坚持的是后者。
诚然,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因粮食短缺,营养不良使一些年老多病或体质衰弱者,对疫病抵御能力下降,故而使一些人在连续饥荒中早亡。在个别地区因灾情严重或措施不力也确实发生了饿死人的事件,但这种情形是在全国范围零零星星持续3年发生的。而根本不存在饿殍遍地,野狗成群的凄惨景象。没有发生区域性、群体性饿死人事件。举例说,一个五口之家,其中一人因饥饿待毙,其他4人必会救助,而不会眼睁睁的看着其死亡。
一家如此,一个村亦然。一家有难,其他家决不会坐视不顾。不要忘记那是人民公社时期,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之一,就是互助。因此,一旦发生大规模饿死人事件,必将震惊全国,瞒是瞒不住的。正如笔者老家一位亲属所说:“那时候吃不饱是很正常的,但饿死人还真没见到。”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党中央对此十分重视,1959年4月17日,毛泽东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亲自拟定题目《十五省三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在三天内用飞机运粮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20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66年版)。1959一1961年,国家通过调入,进口等办法,向农村返销了大量粮食,3年共计546.6亿公斤,占总征购量的34.4%。(《当代中国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正因如此,在面临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同时,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上下一心,共度灾荒,避免了在灾害面前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现象的出现。
需要说明的是,科尔作为人口学家,他所进行的工作是科学研究,其结论对与错,都是研究工作,其研究结论也只是非正常人口死亡数字。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科尔的研究结果用“移花接木”的卑劣手段,转换为“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他们制造这个谎言,和当年国民党污蔑共产党共产共妻等手法如出一辙,其目的无非是要说明共党是如何邪恶,与其进行斗争是何等的正义与高尚,并借助西方强势的宣传媒体秉承纳粹元凶戈培尔“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的原则,对共产党进行丑化和歪曲。其实还是法国人口学家卡洛说得好“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试论如果中共真如上述所言的一样暴虐,又如何解答中国人口一直不断增加的事实?又如何理解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现实?谎言重复一千遍还是谎言,只要我们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用不带偏见的眼光去观察历史,对照现实,所有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
[ 本帖最后由 原野 于 2007-6-19 09:35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