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法轮功”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侵蚀中国社会?一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发生的大变革，使某些人产生某种心理上和精神上的需求。李洪志看准了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编造出“法轮功”理论，来满足这部分人的需求；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不健康的内容。中国社会处在大转型时期,封建迷信等中国文化中的糟粕在此找到了发酵的土壤。

　　精神空虚

　　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方面：生理，安全，归属，尊重和个人理想等。前两个为人的基本需求：衣食住行和健康为人们的基本生理需求。安全是指人身安全，物质保障和社会环境的和谐。后三个方面则更多的是人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的需求。如感情、爱情与社交等，是人们的归属需求；威信、荣誉、实现理想等，是尊重和个人理想的需求。当人们的某些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往往要到社会上与自己有共同需求的人们那里寻找。

　　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变化太快的时候，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会随之改变。旧的失去了，新的没有得到，不少人就感到空虚与迷惘。

　　此时，有人就出来依附谶纬神仙方士或某种宗教，制造出某种异端邪说，迎合社会上某种群体的一些需要。这些人往往善于把各种宗教的教义、巫术及现代心理学等拼凑成怪诞荒唐的某种说教，让人们从中找到他们精神上心理上的某种说教，让人们从中找到他们精神上心理上所需的内容。这就是世界上大大小小的邪教产生的原因。

　　近年来，世界上的主要邪教有美国的“大卫教”和“天堂之门”；加拿大的“太阳圣殿教”；乌干达的“恢复上帝十诫运动”；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台湾的“观音法门”以及中国的“法轮功”等等。这些邪教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对某种宗教既利用又贬低。李洪志的“法轮功”，就是即佛非佛，即道非道，佐以各种歪理邪说杂烩。

　　90年代初，中国社会刚刚经历了文革动荡和改革开放的巨变。中国社会处在剧烈的转型期。人们原来所熟悉的物质生活保障，社会生活环境，个人感情归属，个人理想追求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也处在“破旧立新”的剧烈转型期。李洪志看准这个时机推出的“法轮功”，这种既健身又提高“悟性”，且兼具气功与宗教色彩的现代邪教，也就不难找到市场了。

　　造神与迷信

　　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给中国社会留下了根深蒂固的迷信传统，也给李洪志“推销”他的“法轮功”提供了便利条件。封建王朝的帝王统治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领袖崇拜，在中国人心灵深处形成了造神情结。在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出现的信仰危机和功利主义，给“法轮功”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社会上的现象使很多人心理不平衡，感到信仰危机。李洪志乘虚而入，成为一些人新的崇拜偶像。

　　功利社会滋长了人们的急功近利、不劳而获的思想。与正统佛教的深奥义理、道家丹道的高深修炼方法、以及儒家咬文嚼字的四书五经，“法轮功”显得既实际又通俗，既高效又简单易行。一位评论家分析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洪志利用人们渴望祛除病痛、健康长寿以及提高道德水准的善良愿望，许诺一种廉价且神通广大、既能祛病强身、又能修成正果的宇宙大法。这对很多人来说不啻天上掉下的馅饼。可是，一旦入其圈套，可就欲罢不能，愈陷愈深，最后只好乖乖的“听李老师的话、跟李老师走”。他说给你肚子里装个轮子，你就觉得轮子确实在转，甚至还想剖开肚子看个究竟。最后发展到，李老师一声令下，千万信徒唯命是从，说围新闻机构就围新闻机构、说围中南海就围中南海。

　　信仰真空也使封建迷信再次盛行。至今，在中国城市街头的不少地方，人们能够看到神汉、卦师，身穿“道袍”或“袈裟”，手持罗盘卦书，大模大样地公开诓你看相，问风水。许许多多城市还有“算卦街”与“占卜巷”一类的市场。风水，原本是古代相地之说，体现了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变化。后来，风水之说从建房、筑坝而逐步延伸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人连探亲访友，出门购物也要占卜问课。

　　佛、道和气功在中国已经存在一两千年。封建文化的迷信糟粕和造神敬神情结，和佛、道、气功的结合，就使一些伪科学的邪说不时地出现在中国社会。“法轮功”之所以可怕，在于它会使信众变得不可理喻。一旦迷信李大师，就会变得偏执和非理性。几乎每个神功追随者潜意识中都隐藏着对神力的敬畏和期盼。

　　于是，“法轮功”信众的正常思维被摧毁。为了去掉“凡人的执着心”，“弟子们”达到了痴迷和疯狂的程度。为了“功德圆满”，不惜舍弃家庭与社会，走上自杀的道路。

(转自香港《信报》7月3日文章)

　　《参考消息》2001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