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曹兴，今年38岁。原是北京建材集团所属装饰纸厂机修班技工。在别人眼中，我曾是一个上进的好青年，对人也热情，还有自己的爱好。
然而，自从成为了一名法轮功痴迷者后，我的生活乃至整个人生轨迹都彻底发生了改变。那段练功经历犹如一场噩梦，现在想来依然让我心惊肉跳、恍如隔世。
1996年年底，我无意中接触了法轮功，本着“有病治病，无病强身”的念头，我也开始了修炼。开始只是练练功法，后来有同修说：“光练功不行，还要熟读‘师父’‘经文’。”于是，我又开始读李洪志的《法轮功》、《转法轮》等书籍。自从接触了李的那一套理论以后，我对法轮功就更是深信不疑，痴心不改了。每天不是打坐、练功，就是阅读李洪志的“讲法”和“经文”，简直把李洪志的话奉为“圣旨”。可家人和邻居对此越来越有意见，都说我变得沉默寡言，对家中事务也漠不关心了。当然，深陷其中的我不在乎这些“常人”观念，比起“学法”，比起“圆满”，这些家长里短又算得了什么？
就在练功期间，我认识了我的前妻——同为法轮功修炼者的姑娘李月楼。很快，因为有着相同的“目标”和“志向”，我们就走到了一起。谁曾想，这竟成了整个噩梦中悲剧情节的开始。
1999年7月，国家宣布取缔法轮功。对于当时处于痴迷中的我来讲，这无疑是当头一棒。我十分不理解国家的做法，甚至对此感到愤怒。为了表达反对国家取缔法轮功的坚决态度，我亲自写信到处散发。1999年9月，我又跑到天安门广场，一头撞向了国旗杆，撞得头破血流，誓死“护法”。之后，我也为了“护法”几次试图自杀，不过都被救了下来。当时的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维护“正义”的勇士，慷慨就义，无所畏惧。现在想想，真是无奈可笑。
法轮功被取缔后，痴迷程度较浅的妻子很快在志愿者的帮助下认清了法轮功的本质，逐渐摆脱了邪教的控制。但是，对此我却不能接受。我们是因为“大法”而结缘的，当初的结合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切磋、修炼。如果她不练“大法”了，维系我们关系的纽带也就荡然无存了。这让我非常苦恼。不仅如此，由于妻子还试图想把我也从法轮功中拉出来，在我看来，她已经成了我修炼路上的魔，两人之间为此时不时就产生争执，夫妻感情在吵闹中也越来越淡。
2000年12月的一个晚上，因为练功的事我俩又吵了起来，吵着吵着就动起了手。我当时脑子似乎完全不听使唤了，只想扫除挡在我前面的障碍，打骂中我用双手掐住了妻子的脖子。幸亏这时母亲循声赶了过来喝止并拉开了我，否则妻子的生命也许就终结在了我的手下。妻子对我的怨恨终于爆发了，当场提出“离婚，坚决离婚，马上就离”。妻子坚定的语气和愤恨的眼神加上母亲沉重的叹息让我一瞬间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疑问“难道是我错了么？”尽管亲朋好友反复劝说，但妻子心意已决，婚还是离了。离婚后的生活，让我彻底感受到了无助和失落，没有了妻子的嘘寒问暖，面对母亲的长吁短叹，我陷入了无尽的痛苦。
工作没了可以再找，亲情没了如何弥补啊？我开始对法轮功要去“名、利、情”的理论进行反思。所谓“执著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魔”的一干说辞开始在内心深处不时受到质问。家中父母都已经年迈，因自己误入歧途而郁郁寡欢，为人子却不能尽孝难道也算是“真善忍”吗？如果继续执迷不悟下去，“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剧一定会在自己身上上演。
在我忍受着只身一人的孤独和生活无着艰难的时候，街道工作同志和社区志愿者多次来到了我的家中。他们看到了我失业之后的难处，想方设法为我介绍工作，后来社区的大妈还张罗给我介绍对象。现在我有了一份月收入1900多元的稳定工作，生活又逐渐步入了正轨。
2006年5月，在许多热心的亲朋好友的关心和撮合下，我与现任妻子，一位同样来自河北的善良女性喜结连理。十个月之后，2007年的阳春三月，妻子竟幸运地生下一对龙凤胎。这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社区，家中父母逢人都觉得特别自豪，仿佛腰板也直了很多。当一家人在一起共享天伦时，我的心情五味杂陈，温馨与满足中又滑过一丝酸楚与遗憾。 | 
发表于 2013-9-4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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