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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北平同愿会---“净宗学会”性质的档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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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12 00:5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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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丛书 作者:本书编委会 出版社:昆仑出版社



北平同愿会---“净宗学会”性质的档案内容



 [摘文] 而在日本国内,神道教及神社自然也成为煽动战争、鼓吹协力战争的最集中的场所。日本全面侵华后,许多神社都举行了各种活动,为侵略战争火上加油。如,1942年,橿原神宫外苑曾举行所谓“枪后(即后方——引者注)奉公大会”,全国有三十六个团体的两千五百名代表来此参加大会,在发“愿”之后,又宣“誓”,即在神前将自己的“枪后奉公”的誓愿表达出来。接着,也是在这个地方,日本全国三百二十万“誓防团”的代表一百六十人,对着神社举行了“誓访宣誓式”。这些都表明,神道教作为“国家神道”,已经成为日本国家战争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日本净宗成为鼓吹杀人的宗教

  

神道教成为侵略的宗教,日本的其他宗教何尝没有成为侵略的宗教!



  佛教经由中国传到日本后,形成多种宗派,可以称为“日本佛教”。日本佛教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它与日本固有的神道教的结合;与神道的结合,也就意味着认同天皇制国家的观念。这一点在所谓“王政复古”的明治维新后,变得更为明显。例如,日本著名的佛教宗派日莲宗僧人田中智学早在1914年就提出了“王佛冥合”的思想,即主张将日本的王道与佛教统一起来,以此来“统一宇内”。一些佛教势力与明治维新后天皇制帝国主义的结合,使得日本佛教逐渐背离了佛教本有的教义,并在日本侵略亚洲及中国的战争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

  中国人谁都知道,无论在印度还是在中国,佛教根本上就是一种和平的宗教,“不杀生”是佛教的基本戒律和特征之一。它怜悯众生,大慈大悲,主张众生平等,不仅反对任何战争和杀人,而且连动物都不能杀。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和平的慈悲的宗教,却也在战争狂热下的日本成了军部推行战争和杀人的重要工具之一。从日俄战争 起,日本佛教的主流势力便自觉地服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与军国政府沆瀣一气。

1931年日本侵占满洲、特别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以后,日本佛教从整体上被纳入军国主义思想体制中。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佛教人士出于对佛法的虔诚信仰而进行了抵制,如1931年约有三十人组成的“新兴佛教青年同盟”及其主要组织者尾妹义郎(1889~1961)就公开发表宣言,拒绝服从军部政府的侵略政策及依附这一政策的佛教既成势力,该同盟自然遭到了军部和警察的弹压,其机关刊物《新兴佛教》屡屡被查禁,尾妹一郎也被逮捕。

总体上说,佛教的抵抗势力十分微弱,既成佛教势力在“佛法”与日本的“王法”之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王法”。特别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一些著名的僧侣和尚、佛教学者公开发表声明,宣布支持并参与对华战争。如1937年7月12 日,七七事变爆发几天之后,日本佛教教团组织以“国体明和会”的名义发表了“声明文”,全文(译文)如下:
  奉戴保全东洋之皇谟,肩负着有色民族十亿人人道命运的皇国日本的国民同胞,现在断然面对除恶平暴的北支事变的勃发,基于帝国政府对世界发表的有关声明之原则,佛教各宗派行动起来,联合成立国体明和会,面对日益迫近的国难而一致努力打开局面,进而走上战争第一线,慰问皇军及保护居留者,更为国民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不惜身家性命,一心奉公。在此特表明日本佛教徒应有之觉悟如上。


   图38日本和尚在进行军事训练

这份声明,无异于宣布日本佛教界对中国宣战。当时中国佛教界看到声明后深感震惊,并发表了抗议书。日本佛教界的许多领导人物、著名僧侣,都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表示协力侵华战争。七七事变后,日本全国各地的佛教寺院陆续举行了名为“战胜祈愿祭”的祈祷日本军队“战胜”的祈祷活动,佛教和尚们和信徒们纷纷对着神佛,宣读自己的祈愿书。

而日本佛教许多宗派的高僧也不断发表支持侵华战争的讲话。如曹洞宗永平寺的“贯首”(最高僧职)秦慧照在永平寺的机关杂志《伞松》中,说我们僧侣连一粒米、一张纸也不能生产,但愿能为“国民精神总动员”做贡献,为此而不惜 “粉身碎骨”。著名佛教学者榑林皓堂(1893~1988)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写的一篇题为《事变和佛教》一文中,表示“此次的北支事变是一场正义的战争”,称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是“慈悲之行”。现日本京都花园大学的前身临济学院的学僧日种让山(1873~1984)在七七事变后写的一篇文章中称,日本的行动是“牺牲自己,把支那从赤化和经济的奴隶化中拯救出来,使他们作为东洋人而生存的一场义战、即道义战争”。

著名禅宗学者抵制日货大拙在侵华期间发表的题为《战争论》的文章中,也明确支持侵略战争。他写道:“养兵练武,非为侵略他国、剥夺其权力和自由,但对那些妨碍本国存在的邪魔外道又当别论;造巨舰铸大炮,非为扩张私利破坏他人福祉,但对那些扰乱本国历史进程的不义无道者又当别论;殖产兴业,非为积聚物质财力压服他国,但假如有人妨害我商业、蹂躏我权力,简直就是阻碍人类全体的进步,从我国宗教的角度上说,绝不能听之任之,为此不得已而动干戈,非为杀人,非为略地,非为劫财,而只是为着正义,来惩罚代表着非正义的国民。”抵制日货大拙 的此种腔调,与日本政府军部可谓同气相应。

  还有一些僧侣、学者继续著书立说,系统地为佛教参与侵华战争辩护,为“皇道佛教”制造理论根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论点都集中在《佛教与战争》、《日本的跃进与新大乘佛教》、《护国佛教》等书中。

  《佛教与战争》出版于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不久。作者是林屋次友郎和岛影盟,两人都是属于曹洞宗的佛教学者。上引“国体明和会”的声明就收录在该书中。在该书的 序文中,作者写道:“近来,关于战争的议论在各方面都很流行,但在佛教方面几乎还没有人涉及这个话题。”“而佛教经典中关于佛教与战争也没有说明”,所以两名作者要在佛教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触及原本属于“风马牛”的“佛教与战争”的问题。



他们认为,日本的佛教和中国的佛教很不一样,“大体上说,支那的佛教徒认为,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都绝对应该回避战争才是佛教之道;而日本佛教则认为,出师有名的战争才符合佛教的大慈大悲”;“佛教并不预先规定战争的善与恶,它不把形而上的战争作为问题。以善为目的的战争就是善的,以恶为目的的战争就是恶的。在积极行动的时候,佛教自身甚至就是战争主义者。”又说:“佛教的战争就是作为手段的战争,目的是救济众生,正确引导众生。”而更重要的,佛教之所以支持战争,就是为了“振兴国家”,“最重要的是要使国家明朗坚实地得以存续”,当战争对于振兴国家不可缺少时,“不用说这种战争就是至善的战争”,虽然在战争中会夺取许多单个的生命,但战争对于单个人并非没有好处,但佛教所支持的战争,不仅是为了达到国家的目的,也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因为事实上,“倘若单个的人的目的都达到,也就不会发生战争”……《佛教与战争》就是这样振振有词地从根本上颠覆了佛教的教义,实际上也就是将“日本佛教”与“侵略战争”画上了等号。

  也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还有一个名叫古川碓悟的人写了一本《日本的跃进与新大乘佛教》的书,提出了和《佛教与战争》一书基本相似的看法。据该书序文的自我介绍,古川碓悟是当时日本宗教教育方面有影响的学者,还常在广播中发表有关佛教的评论。“我国思想界的最大指导者佛教,一改印度佛教的消极的态度,同时要成为世界上的转轮圣王王国,还需要依靠实力救济者‘道之国日本’的推动。”他认为,经“日本之道”将佛教改造过的日本“是现在世界上惟一的佛教国”。那么,“日本之道”如何将佛教改造过呢?按古川的意思,日本的佛教承认杀生的可能性,承认行使武力的必要性。他认为,日本的佛教属于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不同,就是为了护法而容忍杀戮——

 

 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死板地遵守不杀生这一戒律,是绝对不可能的,同样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否定杀人的举动也是不合常识的,假如一味固执于不杀生,那人类社会就一天也不能维持。(《日本的跃进与新大乘佛教》第108页)

  “日本的佛教”就是这样,堂而皇之、振振有词地放弃了佛教关于“不杀生”的基本戒律,它因此也就成了真正的“日本的佛教”,成为“世界上惟一的佛教”,而主张杀生也就成为那时日本佛教的基本特征。连佛教和尚都如此公开叫嚷杀人,日本对中国人民大开杀戒,也便百无禁忌了。古川强调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正义战”,在他看来之所以是“正义战”,就是因为日本的开战是为了在世界上建立“净佛国土”,就是因为这场战争“不仅对我国、对东洋、对全世界,而且对支那国本身都有好处”;“如今我国靠着〔佛教〕这把利剑在满蒙建设了第二个神国,很快就要在支那、在印度建设神国”,日本将世界都变成“佛教所说的净佛国土也绝不是幻想”。为此,他向日本的佛教人士呼吁:“全国的佛教徒啊,愤然而起,参与这千载难逢的圣业吧!国际联盟何足道!英美何足道!现在箭已离弦,不容有丝毫的犹豫,断然前行,鬼神退避,惟有勇往直前!”



  鼓吹侵略的 另一本书是《护国宗教》,1938年1月由大仓精神研究所发行。该书由四篇长文构成。其中,《日本佛教与国体观念》一篇出自著名的法相宗法隆寺住持佐伯定胤(1867~1952)之手。佐伯在文章一开头就为天皇和皇室大唱颂歌,特别称赞决定在日本设立佛教的盛德太子,以此来证明佛教和日本皇室的密切关系, 并说明佛教应该成为日本天皇制国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护国佛教》一书中的另一篇文章是《日本天台和镇护国家》,出自原大正大学(一所佛教大学,由净土宗、真言宗、天台宗合作设立)学长福田尧颖(1867~1954)之手。福田在文章中强调,日本佛教与印度佛教、中国佛教都不同,它受到了历代天皇的恩宠, “它深深地立足于日本的国民性……成为镇护国家的宗教”。《护国宗教》中还有一篇文章是《皇道佛教》,出自净土宗僧侣椎尾弁匡(1876~1971)之手,这篇文章最长,在论述“皇道佛教方面”也最有代表性。椎尾声称,佛教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都以失败而告终,只有日本的佛教是成功的,日本的佛教“最接近释尊在世时的佛教”,因而具有纯粹性,比其他亚洲国家的佛教都更优秀;“印度的佛教在文明面前崩溃,而支那的佛教与国家的发展方向相反也崩溃了,只不过还留下了一些佛教的山寺遗迹罢了。只有日本的佛教在日本国土上得到了丰富的滋养,才实现了佛教本来希望达到的一切”。

他写道:“佛教作为日本佛教而发达,全仗皇室的恩惠,特别是历代天皇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这种以天皇、皇室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佛教,在外国是看不到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皇道佛教。”就这样,《日本佛教与国体观念》一书将原本救度众生、厌离尘世的佛教,与日本的天皇及天皇制国体联系在了一起,并被概括为“皇道佛教”,这就为日本佛教“承天皇大诏”、服务于侵略战争找到了理论根据。

  日本佛教不仅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护持”,甚至还可以成为发动战争的“根据”与借口。“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佛教日莲宗信徒石原莞尔(1889~1949)就从日莲宗创始人日莲上人的预言中受到启发,在题为《最终战争论》一书中,提出了所谓“最终战争论”。他预言,日本必将与美国打一场大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代表东方文明,美国代表西方文明,通过这场战争来决定究竟是由美国总统还是由日本天皇来统治世界;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必败,日本天皇将成为世界的天皇。这种借助佛教发布所谓预言,进行称霸世界的战争叫嚣,在世界各国的佛教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吧。



  三、佛教及其他日本宗教在沦陷区的宗教侵略
  


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和次年3月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登场,日本佛教等其他宗教在日本侵入“满洲”过程中日益发挥作用,许多教派制定了详细的“布教方策”,并在军部政府的指导下向满洲派遣大量的布教人员。1933年,日本佛教曹洞宗的管长发布“教谕”,称:“扶持满洲建国之宏图,开辟治化要道,作为我帝国的责务,可成东洋和平之契机。我宗素来体现正统佛法,遵守两祖遗训,祈求皇祖长久,希望国运亨通。”表明了曹洞宗向满洲扩张的意愿。同年,真宗大谷派设立“满洲拓事讲习所”,向满洲派遣所谓“满洲开拓屯田僧”、“志在满洲国的开拓和开教的有为人才”。

也是在这一年,在驻哈尔滨特务机关桥本欣无郎的提议下,成立了“哈尔滨宗教联合会”,并在日军特务机关直接控制下进行活动。七七事变前夕,又成立了规模更大的“满洲国佛教总会”,日本军部及其傀儡政府通过这个“总会”,进一步强化了对佛教的统制。据1934年底“满洲国文教部宗教科”的调查统计,到1934年为止,天台宗、古意真言、真言东寺、新义真言智山派、新义真言丰山派、净土宗、曹洞宗、真宗本愿寺派、真宗大谷派、真宗兴正寺派、本门法华宗等佛教宗派,共在“满洲”开设了约一百五十座佛寺,布教人员二百多人。1935年,日莲宗“管长”神保日慈等人,曾赴“满洲”与陆军中将四天王延孝一起“谒见”溥仪,称法华宗要为“日满提携” 尽力。

  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武力侵华的全面展开,日本佛教界也表现出了更加活跃的态势。据中浓教笃《佛教的亚细亚传道和殖民主义·战时下的佛教》(国书刊行会1977年版)一书记载,1938年8月,日本文部省向日本全国宗教界发布了题为《关于支那布教的基本方针》的通告——



  目的:
  

一、布教师担负对当地居民的宣抚,并协助对支文化工作。
  

方法:
  一、在军方的许可下,布教师选择善良的居民作为信徒,并予以特别的保护,利用他们维持地方治安、劳役和宣抚。
  二、大规模地开设日语学校或者医疗设施。
  三、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日本的实力、日本对支那的意图、支那事变的由来,支那今后的出路,西洋各国的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日本文化东洋文化的本质等等。
  四、各宗教团体要尽可能系统制定大规模事业计划。
  五、宗教的传教要服从当地的情况。
  手续:
  一、布教师希望到支那去时,需向文部省另纸提交申请书,并附宗教局长的推荐状。布教师到达当地后,首先要向当地军队特务部提交上述材料,并听从一切指挥。
  二、布教场所的开设、事业的开办均应得到军队特务部的许可。
  三、布教师要经常与军队特务部和文部省派遣员保持联系。

  四、已经到达当地者,请尽速办理第一项及第二项手续。


  这个“通告”实际上就是将宗教置于日本军队特务部门的严格管理之下,使之成为武力占领的辅佐、文化侵略的尖兵。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疯狂推进,许多佛教宗派都开始动员起来,协力于如火如荼的侵华战争。如,1938年4月,日莲宗组成了“皇道佛教行道会”,号称召集了一千八百名会员,该会章程称:“皇道佛教是以法华经妙理来显示日本国体尊严、发扬大乘佛教真精神、翼赞天业的宗教。”

1938年7月,日本政府发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令”,日本佛教界积极响应。许多寺院住持发表谈话,表示支持侵华战争。为了配合日本的军事行动,开辟对华文化侵略的战线,日本佛教诸流派纷纷向中国进军,将一批批的僧侣人员派往中国前线和沦陷区。这些和尚有的直接被编入军队,成为“从军僧”,主要目的是为战死者超度,但实际上除此之外,和尚们本身作为侵华日军的一员也参加了杀戮行动。如著名作家石川达三在其著名的长篇报告文学《活跃的士兵》(旧译《活着的士兵》)中描写的那个从军僧片山玄澄,在战场上一手拿着念珠,一手拿着军用铁锹,一连砍死几十个已经放下武器并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士兵。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的从军僧中恐怕决非个别。

为了长期在中国扎根,日本佛教各主要流派还派人到中国沦陷区占领中国的寺庙,建立日本的佛寺,在沦陷区各地建立了大量的布教场所。

日本佛教各宗派在中国内地活动情况一览表


  教派及布教所名称所在地开设年月传教者人数



  (截至1939年)天台宗北京别院北京司法部街巷1839年6人古义真言宗北京开教教务所广安门报国寺1938年5月不详续表教派

  及布教所名称所在地开设年月传教者人数

  (截至1939年)蒙疆开教事务所厚和不详6人高野山北京别院北京北池子风神庙1938年5月5人金刚寺天津明石街七七事变前5人弘法寺天津淡路街1938年3月1人高野山大师教会



  大师寺支部天津花园路

  七七事变前
  1人


 
 弘法寺支部秦皇岛道德街1938年6月1人弘法寺青岛支部青岛夏津路大光寺1927年9月1人大兴寺支部沧口1938年7月1人济南支部(大化寺)济南高埠地1929年9月1人北支新乡支部新乡北安街龙祥寺1939年2月2人阿尔陀寺支部张家口明德北大街1938年5月1人姚山寺石家庄1937年11月 1人长辛寺长辛店1939年9月三宅惠等人太原寺太原南白墙1940年1月开封护国寺开封羊市场1939年8月有井正随大师教会上海支部上海靶子路金刚寺 1921年8月2人净土宗智恩院北京别院东城内务部街1938年1月2人天津别院明石街天津寺1937年9月4人石家庄别院古门市安东街1938年2月4 人大同别院大同武庙街1938年2月4人厚和布教所厚和延寿寺1938年12月4人张家口布教所


 
 张家口明德大街地藏寺1938年2月
  4人


 
 太原布教所太原泰山庙1939年7月山田义尊开封布教所开封乐观街同上古川圆淳青岛别院青岛黄台路善尊寺1927年1人济南别院济南七马路1938年2 月1人张店布教所张店二马路1939年4月1人上海别院上海寒乐安寺1927年4人南京别院南京中山东路1938年12月2人苏州别院苏州江苏佛教联合会 1939年10月1人福州教会所福州南台公里1938年3月1人深草派台湾善光

  北京内务部街
  1937年10月
  监督1人,

 
 除佛教、神道教外,靠着军事武力的庇佑和开道,日本的基督教也纷纷登陆,在中国迅速地、大规模地展开活动,如1938年,圣教会来上海,日本基督教“迈吉斯特”(原文メソヂスト)教会来天津,1939年,基督教“自由迈吉斯特”(原文自由メソヂスト)教会来北京,救世军来济南。接着,日本基督教则有东亚传教会、日本基督教会、日本组合基督教会、日本迈吉斯特教会、日本西部“纳匝伦”(原文ナザレン)教会、“基尧麦”(原文きよめ)教会、圣教会等也纷纷来华,日本基督教会有二十个教派,其中在中国设有教会的有八个。根据东亚研究所编《日本在支文化事业》一书中《日本基督教各派在支教势一览表》的统计,这些基督教教派在中国各地设立了四十八个教会或教会支部,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设立的,设立的主要地点均在中国东部大城市,其中北京、天津、上海、青岛、济南五地最多。

  除了日本的宗教大举登陆中国外,日本还对中国原有的宗教组织加以严格控制和管理,在日本军方的支持和授意下,一些附逆宗教人士成立了若干宗教组织机构,表面上由中国人任“会长”,但均有日本人做“顾问”,主要有:

  一、同愿会,地址在北京,会长是夏莲居,另配“日本人顾问”十名,主要负责将僧人送往有关的佛教学院训练,并将训练过的僧人派往各地的中国寺院。经费由伪“临时政府”和“兴亚院”承担,其中1939年由兴亚院拨款十万元。



  二、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华北总部,地址在北京,1938年2月成立,会长是王瑞兰,顾问是高垣信造。成立六个区,即北京区、济南区、太原区、张家口区、包头区、河南区。经费由日军“特务部”提供,并受日军特务部的“指导联络”。

  三、“中支宗教大同盟”,地址在上海虹口路。为日本人独立开设。分为神道部、佛教部、基督教部、总务局等四个分支机构,该组织的直接后台是日军特务部,后来交由兴亚院监督管理。

  总之,在日本侵华过程中,日本的神道教成为“侵略神道”,日本的许多佛教宗派离经叛道,堕落为鼓吹战争和杀人的佛教,许多基督教的派别也被拖下战争泥潭。日本宗教在日本侵华战争、在对华文化侵略中的所作所为,在日本现代宗教文化史上留下了可耻的篇章。

[ 本帖最后由 狮子吼 于 2010-4-12 14:5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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