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志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破坏
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奠基者之一，享有“圣人”、“万古先师”的美誉。儒家文化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与文化底蕴，在中国乃至于世界上传播了两千五百余年而长盛不衰。即使是在现代，儒家文化仍显示着强大的思想魅力与生命活力，日本与新加坡等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与他们对儒家文化的吸收与借鉴是紧密相关的。然而，李洪志在极力破坏佛教、道教、基督教等中外传统宗教文化的同时，并没有放过对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大肆破坏。
一、儒家文化是产生妒嫉心的根源吗？
本来，儒家文化教人的是“正心修身”、“止于至善”、“忠恕仁义”，而所追求的是内心虚静澹然的“圣人”境界。然而，李洪志却把儒家文化说成是产生妒嫉心的根源，严重地损害了儒家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与地位。对于妒嫉心的产生，李洪志是这样讲的：
“中国人为什么妒嫉心会那么强烈呢？它也有根源。中国人过去受儒教影响比较深，性格都比较内向，生气了不表现出来，高兴了也不表现出来，讲涵养，讲忍”、“但也有弊端存在，可能带来不好的状态。特别到了末法时期，这不好的部分就更显得突出了，就能够使人增长妒嫉心。”（《转法轮》）
李洪志竟然错误地把“讲涵养、讲忍”说成是增长妒嫉心的根源！众所周知，真正讲忍只能消除妒嫉心。如果说现在的人妒嫉心真的有所增长的话，恰恰是传统文化遭到破坏所致，是人们都不去忍了的结果。现在的确有一些人惟利是图，自私心理膨胀，因而妒嫉心也随之增长，这怎么能说是“讲涵养、讲忍”造成的呢？真是颠倒是非！如果讲忍真的会增长妒嫉心，那么为什么李洪志还要打着“忍”的招牌呢？这不矛盾吗？其实，李洪志讲忍是假，破坏忍才是真，他只是想借“忍”这块金字招牌，来给自己装点门面，以便欺骗群众罢了，无数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另外，所谓的“东方妒嫉”，是根本就不存在的一种说法。妒嫉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情欲，是超越种族、超越地域、超越时代的。如果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妒嫉心是因为人对于自我的执著而造成的。换句话说，就是人的自私心理造成的。而自私心理是东、西方人普遍存在的，在这一点上，东方人与西方人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说，妒嫉心并非东方人所特有。
其实，李洪志也并不是真的有一套什么明确的理论，只是随心所欲地信口乱说而已，时间一长，连他自己也记不清说过什么。这不是，他后来又说出了完全相反的论调：
“内向性格是人的性格问题。至于说妒嫉心它与性格没有直接关系。我就是内向，我不爱说话，我也不妒嫉别人，这个人不是多的是吗？”（《长春讲法》）矛盾如斯！
二、《易经》讲的只是银河系的理吗？
《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典籍之一，在汉代被列为十三经之首，儒家也把它列入其“五经”之中。在《易经》中包含了丰富的世界观、伦理学和辩证法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至今仍为世人所瞩目。《易经》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迄今为止，它仍然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要文献。然而，李洪志在极力鼓吹并抬高自己的同时，却对《易经》进行大肆贬低和破坏。
首先，他把《易经》中反映出来的道理贬低为小范围、低层次的理。
有人问：“学员研究周易对炼功有无影响？”李洪志回答说：“它那个东西只是我们这个银河系之中的理，不是更大的理。而我们炼的法更大，这个大法够你研究一辈子的。”（《转法轮法解》）
实际上，《周易》中包含的理，绝对不仅仅是银河系之中的理，而是整个宇宙的理。
虽然就《易经》的性质来说，它是一部占卜用书，但是，不仅卜筮者用之断吉凶，而且道家修心炼性、医家辩证施治、儒家治国修身、理学家言天理性命、兵家论战阵变化，莫不以《周易》为理论依据。特别是当我们廓清《易经》卜辞的迷雾，深入到其内部，就会发现，《易经》中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第一，《易经》中包含着丰富的对立统一思想。了解哲学的人都知道，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不仅是辩证法的根本规律，而且是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
阴阳就是矛盾，它是中国传统哲学用以解释说明矛盾现象的最基本范畴。太极分而成阴阳，阴阳合而为太极，“一分为二，合二为一”，这就是最基本的对立统一思想。宇宙中的一切事物，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都包含着矛盾，矛盾的双方又统一又斗争，推动了事物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这是整个宇宙的理。
第二，《易经》中包含有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思想。它认为万事万物都处于无穷无尽的运动、变化之中。宇宙（包括宇宙本身）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存在，任何事物都处在生灭变化之中，微观与宏观莫不如此，这也是整个宇宙的理。
《易经》中的“易”字包含三层涵义，就是简易、变易和不易。“简易”是说它的概括性，即简单、容易之意；“变易”是说它所阐发的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性，即变易、变化之意；“不易”是说它所揭示的规律性永不改变，即不变、不易之意。
第三，《易经》中还含有发展变化是由阴阳（矛盾）相互作用与相互转化所引起的思想。《易经》在肯定事物运动变化永无穷尽的基础上，认识到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物极必反”，而且还通过“剥复”的规律形象地说明了“物极必反”的道理。物极必反（矛盾转化）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普遍法则，这还是整个宇宙的理。
有时，为了说明《易经》的道理是对整个宇宙普遍适用的理，又称它为《周易》。“周”就是说明易经的道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普遍适用于万事万物的，即普遍、周遍之意。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周易，韦编三绝。”也就是说，孔子在晚年时开始喜欢并反复认真地研读《易经》，因为常常翻阅，爱不释手，以至使穿连《易经》竹简的皮条也断了数次。在对《易经》细致研读之后，孔子曾经自言“五十而知天命”，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易经》所表现出来的理，即是天命、天理，也就是整个宇宙的理。
上面已经提到，《易经》的理不仅是整个宇宙的理，而且还是永远不变的理。而李洪志所说的，《易经》的理“不灵了”等说法，都是蛊惑人心的邪说！《易经》中体现出来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运动是绝对的”等辩证法原理，是永远不变的宇宙真理。
不仅如此，在《易经》之中还包含着大量的道德教育思想。比如：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君子以竭恶扬善，顺天休命。”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这些道理都是超越种族、超越时代的，具有普遍适用性，怎么能说“不灵了”呢？
其次，李洪志对儒家文化的破坏可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和理论上的，而且还有实际行动。
有人问：“我学法轮大法，我爱人研究周易，我就偷偷地烧他的书，这是不是做坏事？”李洪志回答说：“这不是做坏事。我们的法是因为背后有内涵。”（《长春讲法》）
从这一段对话中不难看出，李洪志的歪理邪说对社会和文化的破坏力实在是太大了！对“法轮功”来说，破坏《周易》等传统文化应该是属于大好事，因为只有传统文化被破坏了，人们才能更好地接受李洪志的“大法”，否则，李洪志怎么会如此处心积虑地鼓动其“弟子”去做这等倒行逆施之事呢？
三、儒家只讲做人而不讲修炼吗？
李洪志贬损儒家文化还表现在他对儒家理学的毁谤，他说那只是教人做人的理，而不是修炼。
“孔子讲的是做人的道理，而不是讲的修炼。”（《转法轮·卷二》）
“孔子给人留下了一个做人的办法，中庸思想。”（《转法轮·卷二》）
儒家理学，又称道学。它作为一种“内圣外王”的圣人之学，在心性修养方面，提出的是“尽心、知性、知天”与“万物皆备于我”的最高境界，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理想人格。其要求就是，平时要不断克尽人欲，涵心养性，体察天理，久之就会达到没有丝毫私欲杂念的境界。难道这还不是修炼？
其实，在《中庸》一开篇，就开宗明义地讲天命性道，所讲之“道”解释的是宇宙本体，这恰恰是修炼，这在理论界也是早有定论的。《中庸》的中，指的是天道；庸者，用也，乃是天道之用。可见，《中庸》既讲人道又讲天道，怎么能说只是“做人的办法”呢？
另外，既然李洪志已经讲了，儒家不是修炼。那么，为什么他还说“儒教修炼”是归为道家的呢？“我告诉大家，儒教修炼到了极高层次上，它是归为道家的；”（《转法轮》）这不是自相矛盾、自打嘴巴吗？
实际上，李洪志对于儒家的诋毁也好，或者叫做误解也罢，其根源就在于他对于“中庸”一词的错误理解。
“中庸思想能使人处于不败之地……我不上，比下边还有余，永远处于不败。什么事情做得太绝对了，就会走向反面。这是指常人。”（《转法轮·卷二》）
实质上，中庸并不仅仅是指如何为人做事。在《中庸》里对“中”讲得非常明确：“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可见，“中”指的是内心处于虚静澹然、超情离欲的境界，这实质上就是无为之心。而“庸”，就是此无为心之用。中庸，类似于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
把中庸思想理解为仅仅是做人入世的道理是极其片面的。中庸是圣人之道、儒家的心法，包含着入世与出世（人道与天道）两个方面的内容。比如，在《中庸·正心章》中孔子说：“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意思就是说，君子按照中庸之道行事，虽然避世隐居不被重用，他也没有悔意，这是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的。难道这些也都是指常人吗？这也仅仅是“做人的办法”吗？李洪志差矣！
—— 本文部分见载于蓝天出版社出版之《“法轮功”邪教本质面面观》一书
天鉴网欢迎转载站内资料，但必须注明出处。版权归原作者、出版社或原输入者所有，请不要轻易删改。 2001.7
如有相关稿件，请发电子邮件给悲智。